康達（1877～1946）字特璋，徽州祁門蘆溪人。康達自小聰穎過人，四書五經，過目成誦；盡管父親早逝，家境貧寒，但在叔祖父的資助下，聰明好學的康達少年時就顯現其才干，以致他成年后在政、商和教育界叱咤風云。
康達的人生轉變發(fā)生在他21歲那年，因受維新變法牽連，他被貶往江西景德鎮(zhèn)監(jiān)制御瓷；這也為他以后在瓷業(yè)方面能夠取得卓越成績，提供了一個機會。康達是個富有創(chuàng)造精神的瓷業(yè)老板，睿智且精明；他先后創(chuàng)辦了江西省瓷業(yè)公司和中國窯業(yè)學堂，不僅培養(yǎng)了大量新型技術人員，還率先采用了機器制瓷。一個偶然機會，康達與茶結緣，成就了中國茶史上的第一篇專論祁門紅茶的《紅茶制法說略》。入清以后，茶葉是關系中國外貿出口盛衰的大宗產品，而清末茶葉的江河日下，甚為茶人擔憂。尤其是光緒十三年（1887）之后，茶葉出口逐漸衰退，國際市場被印度、錫蘭等國瓜分，為挽回茶葉出口頹勢，政府及茶界人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康達也對中國制茶弊端有切膚之痛，一方面深感印度錫蘭外在競爭的壓力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冷靜地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制茶積弊已深。他認為“專藉人工”缺乏，茶產業(yè)的組織化、專業(yè)化程度低；茶農、經銷商脫節(jié)；茶戶制作草率，茶商倉猝販運。烘焙時煙熏火燎，影響茶味。至于染色、參雜使假“取雜樹之葉充茶出售”，更是敗壞中國茶的聲譽。極為痛心的康達大聲呼吁，“今既欲抵制印錫之茶，不得不急為改良”走一條中國茶自己的路。
光緒29年（1903），清政府為籌備次年在美國舉辦的圣路易博覽會，特別成立了茶瓷賽會機構并要求設立紅茶制造公司。而康達在故鄉(xiāng)祁門曾開設茶號，于祁門紅茶不僅熟悉、了解且有銷售經驗；所以，籌辦紅茶制造公司的事項就非他莫屬；而經辦過程中的“往來條陳”也就成了《紅茶制法說略》的部分內容。康達不僅邀請志同道合者自籌資本，在安徽設立紅茶公司，以高品質原料，取印度錫蘭之長進行制作，產品以外銷為主，誓在國際市場與印錫之茶一較高下。他還是引進國外制茶技術的倡導者，他對溫州等地采用機器制茶甚是贊賞；對張之洞諄諄勸誘茶農采用機器制茶而茶農實力薄弱難以為濟而扼腕嘆息。他更是改革制茶傳統(tǒng)的力行者，他在撰寫的《紅茶制法說略》中指出：“制成之茶，販外國，越數萬里重洋，必須其味經久而不散，方足以爭勝。箱皮不嚴,箱板不堅,均足以壞全分之茶。裝箱之日，須將制成熟茶，盛以竹籮，裹以鉛皮,然后釘入木箱，外加藤捆，逐層封緊，勿令泄氣，雖經年累月，香氣不失，可無變味之虞。”從文中可以看出，清末時期茶葉包裝主要采用的是鉛罐、茶箱、竹籮等物；而這幾種元素一直是在外銷茶葉的包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茶制法說略》文章僅有兩千多字，只針對紅茶論及采摘、卷葉、變色、烘焙、成分、做凈、成箱七條；但更多的是，康達對當時中國茶業(yè)面臨的狀況所進行的剖析，至今讀來仍覺擲地有聲，頗有見地。所以說，瓷業(yè)給康達的定位是“改良者”，而在茶界，康達則是一個“具有世界胸懷的改革者”！
